看不到图啊。给你看一篇东西吧。
许巍：一颗苍凉的心灵
----石勇
当一个反叛者被绝望吞没而又绝不屈服于捍卫自我的斗争时，他将走向哪里呢？他能有什么样的心绪，什么样的精神表征？他只能过早地遁入存在的虚无，在拥抱人生的困境中老去。
尼采说：“真正的世界不可达到、不可证明、不可许诺，但被看作一个安慰、一个义务、一个命令。”这就是人的困境，乌托邦的困境，理想主义的困境。人是生物进化和环境的产物，他的“神性”永远不能摆脱动物性的束缚，永远不能摆脱他人对他的“编码”，对他的肢解。他的“自我”依赖深深地打上了“集体无意识”和“社会无意识”的痕迹，于是他给自己的存在所编织的意义，也等同于一种奴役。于是，反叛成了一种过程，自己给自己赋予了意义。这是唯一的救命稻草，没有了这根救命稻草，反叛者只能像黑豹在《已足够》中所唱的，“被生活无情吞没下去”。
摇滚乐在中国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证实了尼采的判断：“我们处在监狱之中，只能梦想自由而不能获得自由。”所谓的反叛，只是一种姿态性的呐喊，最多是人审视世界的一种角度，一种力图冲破控制和奴役的激情。萨特说“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那么，摇滚乐同样也是一种无用的激情。它无法摆脱关于人的存在的悲剧性。如果说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已经揭示了人组成社会后的关于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的悖论――一个人的自由的获得有可能是另一个人自由的失去，而由于价值的多元以及相互否定，价值本身丧失了一个“先验”地存在的基点――，那么，奥修的“自我就是地狱”同样是深刻的：在存在的虚无中，“自我”的存在所体验到的痛苦和焦虑如何能给人的存在赋予意义？因此，摇滚乐的呐喊必将嘶哑。
许巍就是摇滚乐从嘶哑的呐喊到苍凉的低吟的一个表征。在他的音乐里，往日的黑豹、唐朝、指南针的呐喊消失了，急剧的鼓点、贝斯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苍凉的嗓音和缓和的音乐背景。一条奔腾的河水，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奔流后，在低洼之地缓缓而行，这时，山水澄明，四周一片寂静。剧烈的反抗被对生命的沧桑所取代。这时，是生命对世界进行了控诉，生命的沧桑，反映了世界的黑暗和残酷。
我迟至1998年才听许巍。那时，已经像飞蛾投火般踏上社会。往日的理想主义和天真被残酷的社会撕得粉碎。然而，它只能更加激起我的反抗，内心对自我的坚守，开始沿着反叛所演绎的轨迹，踏上了由绝望所开辟的土地。我无法适应那样的环境，于是开始逃避到内心，企图以此获得安慰。随着生命力的受挫，反叛的激情逐渐让位于一种沧桑感，久已拒绝温情的心终于渴望一缕来自生命虚无深处的柔情。这就是苍凉。那时我仍然听黑豹的摇滚，疯狂地发泄我对俗世的鄙夷。但孤立无援，已经是一种自我麻醉了。许巍的出现那时切入了我的生命状态，让我恍如找到知音。
摇滚不仅仅只有“硬摇滚”，形式本身固然是精神体现的一个前提，但它不是唯一的。更重要的是“摇滚精神”：一种拒绝同化、拥抱生命、批判社会的精神。许巍的苍凉和迷茫是摇滚的一种撤退，但也是无可奈何的撤退。这种撤退给摇滚开辟出了另一片新天地，告诉我们摇滚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正如张楚所告诉我们的。
许巍1968年7月21日出生于西安。这透露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在陕西这个每一寸土地都透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沧桑感的地方，他的苍凉似乎是冥冥中的注定；而作出60年代人，他身上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愤青”的烙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玩摇滚的中国音乐人，几乎清一色地是经典意义上的“愤青”。他1988年开始接触摇滚，从此正式步入摇滚乐的行列。在这样的年代里，摇滚乐几乎全是“地下”的，就些民间的批判力量就像野草，疯长在中国的大地上。
1997年4月，许巍终于推出他的首张专辑《在别处》。这个时候，中国的摇滚乐已经走向了“偶像的黄昏”，七零八落，戴着摇滚的面具的“伪摇滚”非常流行，而一些经典的摇滚乐队也已经风光不再，在市场与大众趣味的追逼下俯首称臣。“在所有求知的愿望中，总有一定的残酷性。”尼采所言的残酷性不仅仅是追问的，还有审美。这种残酷性逃不出加缪的眼睛：“美将被经历而不再被想象。完全理性的现实平息一切渴望。”不过被挫伤后的激情对生命的想像和渴望是不可被“平息”的。许巍避免了我们的绝望：在摇滚乐的审美经验中，它用沧桑的气息对反叛进行了最后的捍卫。摇滚乐阐释了一代青年的心灵史：从疯狂中的呐喊到焦虑中的平静。
《在别处》共收集有《我的秋天》、《在别处》、《我思念的城市》、《树》、《永恒》、《青鸟2》、《水妖》、《路的尽头》、《悄无声息》、《遥远》10首歌曲，清一色地苍凉。在许巍的略显沙哑的吟唱中，不时地出现诸如“茫然、孤独、绝望”等词语。而《在别处》并非“生活在别处”，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使一个人无法成为与自己的自我系统脱离的、并不“在场”的“他者”。他的苍凉是对反叛的一种回答。正如叔本华所说的，“人们消除痛苦的诸种努力，其结果不外是改变了痛苦的形式。”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冷酷的商业逻辑已主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所导致的“无神的疯狂”的后果不幸被卡尔.贝克言中：“人是宇宙中的一个弃儿，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依靠。”它使人开始了精神的漂泊，无家可归。丧失存在的家园的人也丧失了与他人的情感联系，人处于一种绝望的无助状态。许巍在他的《我的秋天》里表达了这种状态：“没有人会留意/这个城市的秋天/窗外阳光灿烂/我却没有温暖。”没有温暖是因为人际的冷漠，世界像是一张黑幕，挡住了人们彼此关注和帮助的视线。在这里，摇滚的批判精神从许巍透着沧桑感的嗓音中呼啸而出，构成了对人的存在的价值依据的拷问。人际的冷漠隐约闪现着从乡村的田园风光演变到城市的钢筋丛林的轨迹，人际和谐的“自然”被“文明”拦腰截断。在“人类动物园”里，到处是奴役、利用、操纵和欺骗。而反叛的狂风扫过之处，人们不置一辞，一切都在照常运转：“风路过的时候/没能吹走这个城市太厚的灰尘”（《我思念的城市》）。
如果说摇滚乐表达了一种抗议，那么，从绝望中检视人的存在的悖论，是从嘶哑的呐喊到苍凉的低吟，从对社会的出击到退回来体味荒谬的人生的一种逻辑结果。当罗琦高唱《我没有远方》的时候，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摇滚乐的这种特征。许巍无疑是悲观的，在他的苍凉的眸子里，人生的悲剧性栩栩如生：“在出生的那一天/我们已注定走上这条永远/永远不归的路/我们不停地奔跑/在每个黑夜,白天,每个夜晚和清晨/不知不觉奔向死亡/在穿行各种梦想,不变的四季里面奔跑/虚幻的永恒只是那支离破碎的瞬间/永生永世的爱恋,总是那样遥远沉重/不变的轮回之中,生命变得虚无缥缈/曾经遥远漫长的幻想/为何它始终不能实现......”（《永恒》）人从虚无中走来，终将会归于虚无。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自然规律，因此真正重要的只在于，人是否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存在的根基，并用一系列价值符号赋予生命以意义。但如果存在的虚无和社会的险恶从一开始就联合起来构筑一个陷阱，使人的一生仅仅是一种逃避痛苦的、漫长而不可忍受的过程，人又该如何自处呢？也许只能努力确认自身，即使是透着苍凉和绝望，也看成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依靠它出现的可能性而获得了它的合理性。正如叔本华所说的，“人们消除痛苦的诸种努力，其结果不外是改变了痛苦的形式。”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冷酷的商业逻辑已主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所导致的“无神的疯狂”的后果不幸被卡尔.贝克言中：“人是宇宙中的一个弃儿，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依靠。”它使人开始了精神的漂泊，无家可归。丧失存在的家园的人也丧失了与他人的情感联系，人处于一种绝望的无助状态。许巍在他的《我的秋天》里表达了这种状态：“没有人会留意/这个城市的秋天/窗外阳光灿烂/我却没有温暖。”没有温暖是因为人际的冷漠，世界像是一张黑幕，挡住了人们彼此关注和帮助的视线。在这里，摇滚的批判精神从许巍透着沧桑感的嗓音中呼啸而出，构成了对人的存在的价值依据的拷问。人际的冷漠隐约闪现着从乡村的田园风光演变到城市的钢筋丛林的轨迹，人际和谐的“自然”被“文明”拦腰截断。在“人类动物园”里，到处是奴役、利用、操纵和欺骗。而反叛的狂风扫过之处，人们不置一辞，一切都在照常运转：“风路过的时候/没能吹走这个城市太厚的灰尘”（《我思念的城市》）。
如果说摇滚乐表达了一种抗议，那么，从绝望中检视人的存在的悖论，是从嘶哑的呐喊到苍凉的低吟，从对社会的出击到退回来体味荒谬的人生的一种逻辑结果。当罗琦高唱《我没有远方》的时候，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摇滚乐的这种特征。许巍无疑是悲观的，在他的苍凉的眸子里，人生的悲剧性栩栩如生：“在出生的那一天/我们已注定走上这条永远/永远不归的路/我们不停地奔跑/在每个黑夜,白天,每个夜晚和清晨/不知不觉奔向死亡/在穿行各种梦想,不变的四季里面奔跑/虚幻的永恒只是那支离破碎的瞬间/永生永世的爱恋,总是那样遥远沉重/不变的轮回之中,生命变得虚无缥缈/曾经遥远漫长的幻想/为何它始终不能实现......”（《永恒》）人从虚无中走来，终将会归于虚无。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自然规律，因此真正重要的只在于，人是否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存在的根基，并用一系列价值符号赋予生命以意义。但如果存在的虚无和社会的险恶从一开始就联合起来构筑一个陷阱，使人的一生仅仅是一种逃避痛苦的、漫长而不可忍受的过程，人又该如何自处呢？也许只能努力确认自身，即使是透着苍凉和绝望，也看成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依靠它出现的可能性而获得了它的合理性。正如叔本华所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生，看作是在令人惬意之虚无的寂静中出现的一场毫无用途的骚动时节”。“虚无”和“毫无用途”都是宿命，但“骚动时节”的反抗和呼喊，却避免没有根基的疯狂：“追逐没有最后的目标，这就决定痛苦是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永无止境。”
许巍的歌曲最适合于黑夜里倾听。当万籁寂静，一个人独居斗室，我们尝试着在黑暗里与自己的存在相会，歌声响起，生命的苍凉从天际边传来，让我们拍落白天的尘埃，超越既定的状态，达致生命的澄明。苍凉是一首诗，具有了审美的意蕴，它让我们产生抚摸自己内心的缕缕柔情。这时候，克尔凯郭尔的声音从19世纪的欧洲传来：“只有当单个的人切实返回到自己的内心，也就是说，只有在自我活动的内心性中，单个的人才会留心到上帝，才有能力看见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