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02月16日 14:52 凤凰卫视2月16日消息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03年岁末，第6期《当代》在头条的醒目位置推出一篇名为《中国农民调查》的报告文学。这篇文章以安徽农村为着眼点，用文学方式记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起因与推行的全过程。内容多是“禁区”和第一次披露的幕后新闻，涉及地方基层、省市大员、中央领导百余人，采访农民上千户，绝大多数都点出了真实姓名。 这篇文章一经面世，就引起巨大反响。加印十几万册的《当代》被抢购一空，在安徽更是“洛阳纸贵”；书店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未删节本几次脱销；网络上，各大网站均有此书的转载和评论文章。 2月9日，《中国农民调查》作者，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 “必须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新闻周刊：为什么想到写“三农”题材的报告文学？ 春桃：我老家在湖南，11岁才离开农村。陈桂棣也是9岁才进城的。亲戚都在农村，我们逢年过节都回农村。写“三农”，也就是写我们自己的事。 新闻周刊：据说十年前，你们已经有了写农村的念头，为什么现在才动笔？ 春桃：我们越来越发现，农村还是穷，九四、九五年我们拿到其中两个涉农案的材料(丁作明案、王营村案)，觉得非常震惊。农民负担太重了，就决定写。只是当时时机还没有成熟。 新闻周刊：为什么说时机没有成熟？ 春桃：如果光写农民负担，写农业问题，我们想，读者看了会对农村产生绝望情绪。我们也不想纯粹“曝光”，不想仅仅把农民问题写得那么恶劣，也想写相应的解决方法，给大家一点希望。 新闻周刊：书中曾写到，采访涉农案的记者遇到了“牢狱之灾”，在你们的采访中，遇到类似危险了吗？ 春桃：我们对乡镇干部都说，是来写社会改革的，但还是遇到一些跟踪盯梢。 新闻周刊：作为“城市里来的作家”，你们怎么能让农民交心，从而得到第一手资料？ 春桃：必须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我们到王营村采访时，找农民代表谈，刚开始他们不想谈。认为政府都没解决，两个文人有办法吗？还有干部模样的人在附近转悠，监视我们。我们干脆叫了辆车，把农民代表“拉”到县城里，让他们住进我们住的宾馆，一起吃火锅、喝酒。他们特别感动。有谁这样对待过他们？平时他们都是只差给别人下跪了，别人还是爱理不理的。农民就这样信任了我们。 创作时，我们有搞不清楚的地方，就给他们打电话。还出差旅费让他们到合肥来。 新闻周刊：书中也有关于官员的生活、工作细节描写，这些情节从何而来？消息来源可靠吗？ 春桃：一些农民、知情者、还有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都给我们提供了线索。来源应该可靠。我们手上还有其他资料。一些基本事实，就是按一些文件资料写的。 “态度强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新闻周刊：你们是否想过农民在描绘官员的时候，也会带着偏颇情绪？ 春桃：农民很朴实，有些人，连话都说不清楚，一些谎话是根本编不出来的。我们也争取能两面求证，但很多官员都拼命推脱。有些东西不需要采访，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们对可写可不写的官员，就笔下留情。我们已经得罪不少人了。 新闻周刊：你提到，根据实际情况，王营村上访八次，书中仅提到“四次”；“跪旗”四次，书中仅提到“一次”。既然你们在报告文学中力求真实，甚至保留了所有人的真实姓名，为什么在这些细节问题上，又有“微调”？ 春桃：只要把农民艰难的故事写出来，就可以了。也要顾及社会形象。再说，那样写，我们的书能出得来、通得过吗？ 陈桂棣：我们看到的远远比我们写的严重。我觉得文学写到这个程度，就很难让城市人民理解了。现实的复杂原因，有时候不是作品能反映的。事后看，恰恰是这些东西让我们读者流泪了。这使我们感到很欣慰。他们接受了这些事实，审视了这些事实。他们也会进一步去了解“三农政策”。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贡献，也就在这里。 新闻周刊：书的最后，标示着“2001年10月动笔，2003年10月三稿”。除了文字原因，还有什么原因让你们修改稿子？ 春桃：分寸。怕某一点分寸把握不好，造成不必要的大麻烦。只要把自己的立场表达出来，很多措辞尽量婉转些。 一开始我们写得太尖锐了点，在中央领导层关于农业政策上的失误写得太多。后来想想，也许我们太偏激了，他们还是愿意为民做实事的。就是中国太大，“三农”问题太复杂，他们也无能为力。所以最后一次修改，我们调整了角度。 新闻周刊：有人评论，在字里行间，书中还是流露了媚俗心态。对省以上领导褒扬，对农民赞美，把责任主要归罪中层干部，这样的写法不是很客观。对此你们怎么看？ 春桃：那些高级干部我们要采访到，很难。只能就事论事。很多人因为目睹了基层干部态度恶劣、粗暴、官僚，就认为社会坏透了。可就我们所知，确实有很多高级干部，想改革，想办事，想把一个省一个国家搞好。但老百姓哪里知道呢？没机会知道这些。 新闻周刊：有论点称，农民作为国家基石，国家不是可以、而是必须给他们平等地位。这是农民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施舍。但有些读者认为，对此，你们文章中通篇欲言又止。 陈桂棣：我觉得我们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农村问题必须综合解决。作为一个作家，我们有什么理由思考这些问题呢？但为了农民的利益，我们就不能不把我们收集到的在基层的第一手资料，和农业、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奉献给读者。态度强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们只能供别人思考。 “写这本书就是想给城市人看的” 新闻周刊：在城乡二元化体制明显的情况下，你们认为城市人怎么看农村？ 春桃：城市人从媒体中了解农村，对农民的了解是比较肤浅的。而且有些人的“城市中心论”很强，认为农民命该如此。(城市人)对农民有歧视有同情，但都不了解真正的农村。写这本书就是想给城市人看的。如果让他们了解到农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农民的生存状态，可以促使他们为农民做点事。 也希望决策层看了这些东西，有些启发。 新闻周刊：你认为，城市人看了《调查》后，是否开始对“三农”问题有了反思？ 春桃：书的反响意想不到得好。本来我们觉得世界太冷漠了，可没想到，看过这本书的百分八十的人都热烈地支持我们。有些人称我们“当代的鲁迅”，有的人叫我们“农民的代言人”，还有的人叫我们成立一个“农协会”——评价太高了。一些党政官员，虽然没有公开站出来，但我们相信，他们也是非常激动的。有一个官员还跑到我家来，对我们说：“我们从政的，也有一批人血不是凉的。”有个老作家给我们打电话，他是解放前参军的，一直在北京。他说，“那本书从头到尾都布满我的泪痕。我觉得愧对农民了”。 新闻周刊：你们所写的农民对这本书反映如何？ 春桃：农民的反映是最慢的。直到前几天，书中小张庄农民知道有这本书了，派了两个代表坐了五六个小时的车，跑到合肥来买。本来就集资想买50本，可太穷了，只买10本。还想敲锣打鼓给我们送锦旗。他们对我们真是感恩戴德，觉得把事情披露出去，他们的处境就会改变了，我们帮了他们大忙。 新闻周刊：有人评论你们的书“恰逢其时”，你有同感吗？ 陈桂棣：这是他们事后的看法。 (随后，春桃走到抽屉前拿出一包烟，抽了起来。她说，为了生养孩子，她四年没抽烟了。但最近压力太大，又“复辟”了) 新闻周刊：压力来自哪方面？ 春桃：对立面吧。我们写了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多事情，而且都是批评，有些领导非常不高兴。现在临泉县县委书记已经把我们告上法院，说我们侵犯他们名誉权。 新闻周刊：你们害怕吗？ 春桃：公开跳出来的人，我们不怕。可背后隐藏着什么，这让我们担心。我的孩子还很小，现在，我们把他送走了。我舍不得他，但我要保护他。 “卖得好绝对想不到，现在文学那么边缘，卖得好的都是那些什么‘宝贝’的书” 新闻周刊：你们长达三年的调查采访，是否有资金支持？ 春桃：没有支持资金。我们做这个题材，本身就比较敏感。别人还怕被牵连，怎么可能支持我们呢？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要花那么多钱。后来用了不下五万块。 5万块对我们的家庭来说，几乎是所有积蓄了。我们家就他一个人有固定工资。我长达九年没有工作，都是自由撰稿。你不知道，平时我们生活是很简朴的。我没几件衣服。我的儿子快四岁了，没吃过肯德基、果冻。我丈夫一副老花镜，60块钱，就觉得很贵了。一位朋友买了两千块钱的眼镜，我们觉得很吃惊，竟然有那么贵的眼镜！ 有一段时间，我们太没钱了，我就帮《家庭》、《知音》写稿，那里稿费高，支撑了我们一段时间。 新闻周刊：你们想到过书会卖得这么火吗？ 春桃：绝对想不到。现在文学那么边缘，卖得好的都是那些什么“宝贝”的书。 新闻周刊：那你们为什么会自费、冒着风险进行调查呢？ 春桃：随着采访深入，真的感觉到一种责任感。有些农民已经无处呼告，既然我们调查了，就不能不为他们说些什么。作为农民自身，我们也有一种要为自己人做善事的本能。 我想不明白，以前故事书里那种匡扶正义的英雄哪里去了。我们俩不是，没有权也没有钱，就是还有笔。 新闻周刊：作为母亲，你愿意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也是一个农民吗？ 春桃：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像我们这样的文化程度，即便他在农村，也能会被培养成大学生。好吧，就算真的成了农民，也是优秀的农民。 陈桂棣：男，安徽蚌埠人，国家一级作家，发表过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悲剧的诞生》等作品，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春桃：女，湖南醴陵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发表过《失忆的龙河口》及《民间包公》等作品，曾获《当代》文学奖。 二人均供职于合肥市文联。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出版后，产生极大反响。引发社会上关于“三农”问题的种种反思与讨论。一个网友在看完此书后，留言说：“无视9亿农民艰难的生存状态，是媒体的耻辱，作家艺术家的耻辱，也是任何一个曾经受惠于农民的巨大牺牲的普通公民的耻辱。这本书的分量，就在于它是中国农村的一份病理学报告，涉及9亿个沉默的生命。在冷酷的真实面前，任何文学想象力都是苍白的。”

国家出台了1号文件，为农民减负。总觉得减税不是长远之计，应该多从宏观层面上考虑。 --------------------------------- “三农”再溯源　“二元”待突破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4-02-16 15:26:13 　　时论 　　 　　过去的二元结构是政府主导型的，主要由制度壁垒造成；而新二元结构则是市场主导型的，扭曲的市场经济导向下政策资源更多倾向于城市。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六个农业一号文件，2月8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其特别之处就在于中央已经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列为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策略的五大统筹之首。 　　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建国后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最终使城乡二元结构成为一种体制性架构；这种架构在改革开放以后依然存在，而且在资本的张力之下，反而更加牢固。 　　在农产品统购统销体制下，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部门取得了巨额资金，满足工业发展的宏观经济需要；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结构下，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就业严重不足；而附着在户籍上面的一系列体制性障碍，更是造成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长期割裂，城乡关系遭到了严重扭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统购统销制，更多的农民工开始进城，大量的资金以“蚂蚁搬家”的形式寄回农村，农村自身产业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83年一度缩小到1.82∶1。但是，这种状况只是昙花一现，1984年以后，差距进一步扩大，甚至出现1997年至2003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没有一年超过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24：1，粮食主产区的情况尤为严重。 　　这一方面因为城乡的制度壁垒还没有完全消除，在财政、金融、就业、土地制度等领域的不平等依然延续。这突出表现在对农民工的歧视政策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指出，这种歧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农民外出就业的不合理的行业和工种的限制；二是对农民外出要求办的各种证件太多；三是对外出民工的收费过多过滥；四是在一些地区仍存在粗暴对待民工的现象。此外，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城乡资金分配的不同又形成新的不平等，上学难、治病难成为农民的不可承受之重。 　　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并没有得到同步的进展：我国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城市化程度却只达到37.7％，比200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还要低10.3％。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而城市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却吸引农村的资金进一步流出，市场对农村的投资进一步减少，强化了二者的资本差距。 　　可以说，过去的二元结构是政府主导型的，主要由制度壁垒造成；而新二元结构则是市场主导型的，扭曲的市场经济导向下政策资源更多倾向于城市，原有的不平等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资本的驱利性又使得资源更多的流向工业而不是农业、城市而不是农村，导致马太效应。 　　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是世界性的普遍事实，这个现象将伴随工业化的全过程。2003年，以中国GDP总量突破11.67万亿人民币，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为标志，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关系成为关系本轮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城乡的统筹发展至关重要。 　　本次一号文件不仅对现存的体制问题给予了充分重视，同时也加大了财政支农力度，农民增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在城乡收入差距压力下被动的政策选择，仍然没有使农民获得充分的平等，农民工真正成为产业工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1500亿甚至更多的财政支持相对9亿农民的发展而言，更是杯水车薪。 　　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取向。一个国家从走上工业化道路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要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更是如此。在工业化过程中强调现代工业与贸易的发展，并不等于承认农业已经成为工业发展的附属，或者是工业发展要提携的难弟，恰恰相反，在整体经济结构中，农业是现代工业的根基。没有农业的稳定与发展，就不可能有工业的稳定与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城市的稳定与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统筹城乡发展，农民增收并非权宜之计，现代化的根基足以厚重，华夏文明才能一展鲲鹏之志，扶摇直上九万里。

名词解释（方便阅读）：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如农业)比重过大、现 代经济部门发展不足以及城乡差距十分明显的一种状态。 农业不发达、农村不繁荣、农民不富裕的问题，习惯统称为“三农”问题。 《圣经》马太福音章节中有句名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科学家罗卜特.默特把他称为“马太效应”。

农民还会继续穷下去吗？

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谁知道??? 对于现在中国的官方系统我不以为然

海外对此次一号文件评价极高，提上“人文关怀”的高度。然而如果只是单纯的减负增收，不能从根本上抓住症结，也将是杯水车薪之举。 中国农业问题有一“黄宗羲定律”：历史上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趋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温家宝去年3.6在湖北说：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说到精简机构冗员，安徽农业专家陆子修提出“变五级政府为三级政府”，据说已经有几个省份准备搞。 大片耕地荒弃，从经济上种粮很不合算，减负还是难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农民还是倾向于外出打工。现在的土地资源利用状况表明土地政策调整有待加强，也暴露了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土地难以流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并开始遭到质疑。但订单农业还是逐步发展起来，一些农民自发组织继而产生，相信股份制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完善订单合同，规范化管理是政府应该尽的职责，协调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关系，政府责无旁贷。订单应该更规范更能体现公平原则，并改固定为浮动。　如能引入更多的企业进行竞争，农民的利益就越能得到保障。 农民增收还有一条法子就是开发新的农产品，开发新的产品用途。大家听过玉米汽油吗？ 还有玉米可以用来喂奶牛。呵呵，真有意思！

失望,还是失望 或许中央真的很想帮助他们,但是,在这样的官僚关系下,又有什么用? 对于中国这中现状,已经不能用这样的话来解释了:社会主义有腐败,资本主义一样有,腐败不是中国的独有问题 对于这样的解释,我想谁也不能满意吧 对于一党专制,我开始质疑!!我关心的不是谁专政,而是谁更能治理好国家!!! 我想,大家认同的不是一个什么党专政,而是认同专政的党所作出的成绩吧 我不会政治也不熟悉政治,但在我看来,那种浮于表的政治只是一种混帐的存在 政而治之,哼,现在谁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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