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３－２００３中国市场经济十年疾行
转帖。。。 推荐，，，可谓面面俱到，各种转型时期怪诞的现象，值得一观。。。
http://www.sanqindaily.com 2003-10-24 5:51:50
１０年前，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５０条。有学者评论，此前的１５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处在摸石头过河的水平。《决定》的产生，为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提供了成套框架，为此后１０年改革开放建立了基础思路。然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毕竟是一件需要长期努力的系统工程，实际转轨操作中不能不存在许多摸石头过河的探索和实践。因此，１０年之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随着市场经济从建立到完善，中国社会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所有的事物都应该来有踪去有影。比如，人类正在追缉ＳＡＲＳ的来路，而伊拉克的未来走向也受到广泛关注。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下午３时，六七辆切诺基吉普车一字走在北京长安街的车流中，有小旗从车窗伸出。初看还以为又是哪个小区的业主因与开发商纠纷而“集体开车行走”，细看方知是庆祝“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其时杨利伟正在太空巡游。
当日晚９时，在北京燕莎商城东侧的普拉娜啤酒坊，正在庆祝德国慕尼黑啤酒节，蓝白色的布缀成天花板，这是巴伐利亚州的标准色，而啤酒坊里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德国原装———啤酒、面包、烤肉、调料、乐队、歌手、伴舞女郎等等。客人中十之七八是中国人，自是开怀畅饮。却有一对外国老夫妇，桌上只有一杯啤酒别无旁物，你一口，我一口。
为什么拎出某年某月某日偶然的两件小事？因为每一件小事所蕴含的意味，既不代表１０年前的，也不大可能深远到１０年之后，它们就是当时当地的。
这两件小事可以让人联想起这样一些词：大都市、汽车支柱产业，游行按规定需申请、法治、商家作秀、房地产、社区、业主、维权、太空俱乐部、外资、全球化、文化差异、消费、夜生活、人民币兑换……
所谓一沙一世界。
从平板玻璃到农用车，从ＶＣＤ到彩电，大家都想玩价格同盟。只是市场经济就有这“缺德”的性格，搅得同盟总走不长久。
１９９３年３月，在例行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有一个新鲜事：两会代表委员报到换餐券时不用交粮票了。这件事在当时没有引起大的注意，但却是废除实施了４０年的粮食计划供应和购销体制的先兆。
物价本是经济问题，在中国长时期却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以食为天，粮油价格又是重中之重。
及至经过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２年的经济低迷，物价大关已悄然越过，高层对物价问题依然极为谨慎。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８日，国务院郑重宣布，３２年中中国第二次上调粮食售价，从４月１日起每５００克粮食售价上调１角１分。
而此时，城镇居民早已不稀罕粮票了，早好几年就拿粮票换鸡蛋换塑料盆了。粮票黑市价格也越来越低，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４日，北京粮票每５００克０．２７元，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４日只有０．０６元了。
粮票终于“退休”了。政治使命完成后，经济才有发言权，价格才趋向真实。
随后，像所有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一样，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日渐下跌。
在北京，申请一部固定电话曾要交“初装费”５０００元，而移动电话话费也高得离谱。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朱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及电信价格，说：降得还不够，还要几倍地降！
后来电信价格果然降了许多，电话卡三五折地卖。如果说这是因为电信职工听从朱总理的教导，莫如说是几个电信大亨竞争的结果。
其实大亨们并不想竞争，垄断好，既赚大钱又舒服。几年中，从平板玻璃到农用车，从ＶＣＤ到民航机票，大家都想玩价格联盟。只是市场经济就有这“缺德”的性格，惟利是图，挑拨离间，搅得这同盟总走不长久，全部鸟兽散。像过街老鼠，人们发声喊，还没动手，它就跑了。
倪润峰的硬心肠，主观是为自己，客观却是在越位、占位——一个企业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完成行政命令难以完成的对彩电业的兼并重组之成就。
倪润峰是长虹集团的老总，曾发起了一次次彩电降价大战。长虹集团是国有企业，早先还是军工企业，如果长虹的上级想撤倪润峰，那是合理合法的。长虹成为上市公司，那是后话。
今天大家用上廉价的彩电，应该记住倪润峰。
拼搏之后，有些老总会心理不平衡，前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就是一位。
早在１９８０年代，于志安就提出企业产权这一敏感问题，认为企业可以不属于国家。１９９４年底，长动集团在菲律宾注册了长动菲律宾公司，于志安任董事长。按西方法律，于就是长动菲律宾公司老板。１９９５年于志安出走菲律宾，想真个做老板了。后经中方努力，流失出去的６５万美元国有资产被追回。
国企老板包括官员５９岁现象并不少见，且有“犯事”年龄下降趋势，这应该是现代企业制度优先解决的问题。虽说企业管理关键靠制度，但头儿也很重要，ＧＥ没有韦尔奇能成吗？联想失去柳传志会怎样？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兵孬一个将孬一窝，大家都这么说。
“５９岁现象”是老问题，更多的是新问题接连涌出，比如产权和所有制。
于志安事件也涉及产权和所有制这一敏感问题。十五大报告中对公有制作了新的论述：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中共十五大被称为继１９７８年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次和１９９２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二次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对官员来说，他们遇到的不仅是产权问题，更多的是在转轨过程中自己如何定位如何执政的问题。
１９９７年黑龙江省木兰县制定了一项政策：凡外县啤酒进入本县一律每瓶加征０．５元的税，并派公安督办。县领导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称：在我们的辖区里不能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不能让老百姓骂我们，我们的做法不论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是合理的。
改革开放，中央与地方的权益越来越清晰，而地方与地方，行业与行业，部门与部门，由利益冲突导致的地方保护现象也普遍存在。这让法院很头疼。
比如，１９９４年北京市有对外籍落户北京人员征收１万至１０万元城市建设容纳费的规定后取消，有１９９９年吉林省四平市推销当地吉牌香烟的“一把手工程”，有２００１年河南郑州市的几级政府争设馒头办公室事件……
１９９８年，辽宁省建昌县八家子镇政府在辖区内使用一种特殊的货币，吃饭喝酒掏出一张就算数。这种“钱”是复印的人民币，但原来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变成了八家子镇政府，背面还有八家子镇党委书记的签名及镇财政所所长的印章。
过去许多年，军警法系统所办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其经费不足所造成的支出缺口，现在这一块拿掉了，不给政策了，就得拿真金白银来说话了，国家就得有更多的财政投入。
而强势机构进入商海，是对市场公平的损害。１９９８年中央严令强势机构退出商海。高层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过去许多年，军警法系统所办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其经费不足所造成的支出缺口，现在这一块拿掉了，不给政策了，就得拿真金白银来说话了，国家就得有更多的财政投入。
严格说，国家强势机构经商是走了一条弯路，现在要捋直它，这不是国家、军警法或老百姓谁吃亏的事，而是中国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中国社会不能承受越来越多吃皇粮的负担。中国历史上吃皇粮的人与老百姓相比，两汉为１∶９４５，唐朝为１∶５００，清朝康熙年代为１∶９１，新中国成立之初为１∶６００，１９７８年约为１∶５０，１９９８年３３００万人吃皇粮，约为１∶３６，而２００３年约为１∶２６。据说日本目前官民之比为１∶２３６。
当然，中国吃皇粮的人并不都是官员，在１９９８年的３３００万人中间，其中２５００万人是各类事业单位及教育医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剩下的８００万人是官员。不知这中间是否包括编外的。李昌平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他曾上书为农民叫苦，他反映，仅一个容城镇财政所就有１５０多人，其中正式编制不过２０来人，超编１３０多人。因为上书，李在家乡呆不住了，上京谋事。
精简机构最烈的要数１９９８年，国务院部委从４１个减为２９个，８００万官员要下岗、分流４００万——这是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王东进透露的。那年体改委降格为体改办，到２００３年，体改办自己也悲壮地关门下岗了。
机构要精简，但官员在其位更得谋其政。谁来评判？
对执政者来说，感情重要，理性更重要。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４日中央召开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其指导思想是认真负责、尽力而为、突出重点、加强调控。其中“尽力而为”非常惹眼。
对于下岗职工，中国不能照搬国外的保障方式，国家没有雄厚资本。中国也不能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大包大揽，否则中国就不必改革开放了。在这个过程中，会有痛苦、会有不公平，但不能停下来，必须向前走。
教育是政府应当关照的领域之一。尽管许多人认为政府关照得还不够，但以市场价值来判断，教育和知识确实受到社会空前推崇，脑体倒挂现象已经扭转。
据调查，１９９０年小学文化程度就业者与大专以上学历就业者的人均收入之比为１∶１．２，１９９６年这个比例拉大为１∶１．７。１９９７年留英博士沈浩以专有技术作价５１０万元入股，占深圳市汉德胜化工涂料有限公司１７％的股权，并出任总经理。这是中国较早的知识直接变为财富的实例之一。
在教师收入大幅度提高之时，有一个危机值得注意，那就是人数多至百万千万的打工者的子女的失学问题。
中国的教育经费是按属地划拨的，打工者子女的户口不属打工城市管辖，打工子弟学校又因为“影响市容”而被城市围堵，如此多的孩子失学，其对社会的危害将是长久的，十年种树，百年育人，打工者是不会再回到乡下去的，如果将来大城市中出现一个像纽约高犯罪率的黑人区的地区，将是令人担忧的。
作为一个产业，农业不应该被政府特别关照。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积弱的农业又必须得到政府的关照。
中央高层已多次明令取消涉农收费，并把土地承包期延长３０年，这是稳定农村的关键之举。上面的政策不错，但到下面就走样了，盖因吃皇粮的人太多了，官与民争食。
对决策层来说，所面对的是计划与市场混杂的社会形态，是一条不能停下来设计好了再行动的大船，很难找到最理想最纯粹的路径，而只能权衡利弊实行次优选择，理想与现实、效率与公平，有时难以兼顾。
１０年间，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事。
在这１０年里，国企改革仍在继续，市场培育已见规模，政府职能初步改变，法治形态急速建立。港澳如期回归了，三峡顺利合龙了，奥运申下来了，ＷＴＯ也进去了，眼下又加入了国际航天俱乐部。特别是ＷＴＯ，开放拽着改革跑，想后退想关门都不成了。
当然也出了沈太福非法集资大案，中农信巨亏关闭事件，股市黑幕频频，资本外逃难止，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心态浮躁。成克杰腐败了，赖昌星逃跑了，吕梁蒸发了，靳如超爆炸了，胡志标坐牢了，山西某地出假酒了，南丹拉甲坡矿死人了，明星们又逃税“进去”了……
黑白相间、良莠不齐，但中国社会整体上正在向前走。
早在１９９５年，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政府对商品流通环节和生产环节的行政管制程度为２０％左右，金融机构政府管制为７２％。除去政府管制，余下的便是市场化程度，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在６５％左右，已接近“准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
又经过８年的改革开放，这“接近”两个字应该拿下了，“准市场经济”对中国来说当不算夸张。
中国人有些钱了。１９７８年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为２１０．６亿元，１９９７年达到４．５万亿元，２００３年７月已突破１０万亿元。１９９３年中国申奥失败，２００１年中国申奥成功，还不是看咱ＧＤＰ增加了近３倍？
其实，现在国际上已经不时兴ＧＤＰ了，而是发展指数，简称ＨＤＩ，主要是把诸如环境、平均预期寿命、扫盲率及全面福利等因素统在一起加以评估。１９９８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１９９８年人类发展报告》公布，在１７４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在第１０６位。
排在前５位的是加拿大、法国、挪威、美国和冰岛，这些国家咱不服气不成，但中国前面还有那么多国家和地区，看了总让人有些想法，香港２５，泰国５９，马来西亚６０，朝鲜７５，连阿尔巴尼亚都排在中国的前面。
这通俗的解释就是：咱有钱，小楼数幢宝车多辆手上大金镏子一个指头上弄俩，但咱一出门满眼净是烟尘满鼻子净是猪圈味，咱一出口话不成句还挺粗，于是咱的ＨＤＩ就低。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罗伯特·Ｗ·格尔对此也有感觉，他在《美中经济发展之比较》学术讲演中说：就实际人均收入而言，目前中国正处在美国１８９７年左右的水平，农业劳动力所占的份额表明，中国正处在美国１８８０年的水平。
所以，现在大家变了，不光谈钱了，而是讲环保，讲可持续发展了。
但遇到问题，谁说了算？
这两年汽车大发展，负面影响就是道路拥堵，大气污染，于是有人提出要限制汽车发展。此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不！今年以来，北京一半以上的工业增长是靠汽车拉动的！”
所有急速发展的国家所遇到的问题，中国都会遇到。
据《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