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来一篇文章，21cn龙评天下摘来。
孔子不幸被“各取所需”
文章提交者：倚栏读简
来源：http://news.21cn.com/luntan/2006/05/26/2591315.shtml
看看中国历史，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值得深思。
这个现象始终离不开一个人：孔子
孔子学说对华夏传统文化思想构成的重要意义不用多说，事实客观存在。但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历史上屡朝的打天下者，无不反孔反儒；而同时，得天下者王朝末路时，又无不重新把孔子他老人家抬出来祭幡。
就这样，孔子和他的学说成了打天下者、坐天下者反复利用的幌子。
就这样，孔子翻来覆去的被打倒踩扁，被不断地重新扶上祭坛。
我们看到的孔子形象是川剧变脸中的孔子，不是始终如一的孔子。
他一会是维护巩固封建秩序的小丑，一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思想家”。
打天下需要推翻社会秩序，孔子是障碍，是小丑。
得天下需要秩序的加固和维持，孔子就成了“伟大的思想家”。
否定孔子是荒谬，一味的抬高孔子学说的地位同样是荒谬。
因为孔子学说只是人类文化思想的一部分，决不会是全部。
祭孔或许只是一种无奈，一种黔驴技穷的手段，或许是最后一根稻草的心理。
孔子学说不是抵御外来优秀文化思想的一面盾牌，他是人类灿烂文化思想的一部分，与其它思想共存共荣。
祭孔也许是一种逃避心理，对社会矛盾的回避，须知思想解决不了社会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思想更不是口号，而是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的方法。
再说了，没有一个王朝是靠孔子学说维持千秋万代的。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孔子牌“帝国人力车”
方早报
任大刚
单雪菱
最近，当北大教授张颐武主张“要像善待孔子一样善待章子怡”、“一个章子怡胜过万本孔子”时，有很多中国人“伤自尊了”。“伤自尊”最甚者大概是《华西都市报》。2006年5月11日该报以《国人愤怒！要求“教授”道歉》为题指责张颐武“反祖宗”。
无疑，近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人的创造力。正因为此，上世纪初，当人们意识到“孔先生”误人子弟时，陈独秀等人将“德先生”与“赛先生”请进了中国大课堂。眼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渐渐恢复了信心。当“敢为天下先”的人们积极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时，“敢为儒学后”的文人学士同样大张旗鼓地搞“复兴儒教运动”，要为孔子“封圣”。于是，“尊孔”还是“废孔”，再次成了舆论的焦点。
然而，我认为这些争论都没有谈到问题的紧要处。众所周知，国学并非只有儒学，孔子也不是中国价值的惟一生产者与引领者。所以我主张，在中国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今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立足现实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孔子”这道“多选题”，而不是“孔子是否伟大”这道“是非题”。换言之，当我们面对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学会做选择题，而非判断题，以期找出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用的东西，而不是牵强附会地全盘肯定或全盘打倒。
有人总结出一个“神州悖论”：中国自称“神州”，然而却没有“神”。关于这一点，我并不赞成。从传统上讲，西方似乎只有天上的神（上帝），而中国不但有天上的神（玉皇大帝）、地下的神（阎王），而且还造出了无数地上的神（天子）。所以我说，中国并不缺少“神鬼传统”。在我看来，中国最缺的恰恰不是“神的传统”，而是“人的传统”，目前中国最需要建立的也正是“人的传统”。
应该说，两千年前，孔子便已经着手建立一种“人的传统”。孔子志存高远，希望建立一个大同社会，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提倡“仁爱”，讲“匹夫不可夺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性相近，习相远”、“有教无类”。凡此种种，都关乎建立一种“人的传统”。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孔子所建立的不过是“半吊子的人的传统”。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峡谷里游目骋怀，不难发现，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实际上是万丈霞光之下每个人都在匆匆忙忙赶自己的路。然而，在孔子眼里，那种失去等级之分的场面显然过于混乱，“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道德。从这方面说，孔子只看到了转型时代的乱象，却没有看到乱象之下的蓬勃生机，或者说，看到了“时代在交媾”，却没看到“时代在孕育”。我们有理由相信，先秦时期文化与思想的繁荣，正是拜“礼崩乐坏”之所赐。
有人讲，东方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质文明。比较东西文化，胡适先生曾经有如下一段感悟，那是在1926年7月，胡适路过哈尔滨租界附近的一座小城市。
“我在这里游玩的时候，有一件事令我很注意：中国城里一切运输都是用黄包车或是用其他人力车，但是在租界上这种车子不准通行……那些夸耀东方精神文明者，对于这种种事实可以考虑考虑。一种文化容许残忍的人力车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道什么是最低限度工资，也不知什么工作时间的限制，一天到晚只知辛苦地工作，这还有什么精神生活呢？”胡适因此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一个区别在于东方是“人力车文明”，而西方是“摩托车文明”。我们可以轻松找到两种文明的区别，前者“燃料”来自于人，而后者则来自于自然。
如马尔库塞谈及人类创造工具的悖论，我们发明了工具，但是同时必为工具所奴役。就像发明家发明了自行车，同时也限定了我们必须用双手去抓住车把。正是这个原因，当孔子为中国人发明了“道德人力车”时，同时也因其拙劣的设计奴役了中国人。进一步说，在没有人力车时，人们各顾各走路，寻找自己的归宿。而有了“孔子牌人力车”后，便有了坐车与拉车之分，人的不平等因此被合法化了。无疑，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若干主张，就是要把一些人扶正在车上，并将另一部分人套上索轭，逼迫他们必须在人力车前跑步前进。
历史证明，人并不能直接奴役人，而是通过工具（譬如说制度、主义、道德）间接奴役人。所以，当“孔子牌人力车”被君王钦定为“帝国人力车”，我们有理由说，正是这位崇尚道德的孔子为世界最不道德的“人力车文明”提供了源头活水。
从这方面说，孔子虽然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仁爱”，但是其在制度上的思考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孔子以道德之名将一小部分人扶到了人力车上，但是绝大多数人却没有获得人的待遇，只得在人力车前“当牛做马”。只要这种设计从一开始便为人奴役人提供合法性，那么孔子所谓的“仁”，就不过是要求坐在人力车上的王公贵族的皮鞭，要轻轻地落在拉车者的背上。
也就是说，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试图用周礼的形式去匡正变化多端的社会现实，但是他并没有从更深的制度层面去考察问题，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其实，“以德（制）服人”的周礼，不过是套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其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更彰显了社会之不公。然而，孔子却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此看来，孔子所犯下的也许是个简单的逻辑错误———既然周礼如此完美无缺，何以会出现“礼崩乐坏”的乱局？
